0年至1933年乌克兰饥荒死了大约三至四百万；哪怕是已经完成了工业化，有较高种植水平的1946年至1947年，依旧大约近百万人饿死，过去的二十七年，苏联约有一千万人死于饥饿。”

    “再说回我国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，1928至1930年北方八省饿死近千万；1931至1949年，长江共发生水灾11次，因饥饿、瘟疫死亡三百多万；1938年，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，老蒋在河南挖了黄河，想以水代兵阻挡小日本南下，结果鬼子只死了7542人，却造成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三省一千万人受灾，有统计被他淹死和饿死的就有八十九万人，没有统计的已经是未知数了，我们的死亡是鬼子的一百倍。”

    “仅仅四年之后，‘水旱蝗汤’四大害再次在河南上演，有统计的三百多万人直接被饿死，逃难陕西途中饿、病而死的不计其数，河南人口直接从一千万降到了五百万。”

    “从民国建立到去年解放前，整整三十八年间，全国每年大约有三百至七百万人饿死，非正常死亡的人口至少两万万。”

    方叶点了一颗烟，缓解了下心绪，而后问道：“大家看出来什么规律了没？”

    王局长没有作声，局里的干部模样的人，似乎都没有说话，倒是又有一位青年站了起来：“好像方先生说的发达国家也会饿死了人。”

    方叶朝他竖了个大拇指：“对，你说的没错！”

    他吸了一口烟说道：“按理说，那些国家的工农业都这么强大了，不应该饿死人才对，事实上，照样有人饿死，区别就是多与少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“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方叶自问自答道：“因为在过去人们对农业的研究水平，其实都还不高，人们创新了耕种工具，确实提高了效率和产量，但是农业水利建设、化肥使用量、优质粮种、农业生产组织模式，其实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改变。”

    这时王更生局长问道：“方先生，什么是农业颠覆性的改变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