'''建文新政”所造成的后果没有任何区别。

    前者一力''''公有化’，强调集体劳动，后者一力''''私有化''''，得罪既得利益集团，包括后来的取消高考与朱元璋停止科举并无分别，如此种种，采取的都是一种极端政策，而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。

    主席担心江山被前朝资产阶级上台后掌控，但停掉高考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最好的方式是进行制度建设、组织建设，推广全面义务教育。

    而新中国之所以到1964年仍没有推行义务教育，根本原因在于，工业、经济的发展规划没有做好，再加上外部封锁，使得国家不能提供更多的岗位，脱离了农业生产外的多余劳动力则无处可去。

    国家的解决办法是将人下放到农村，可越是将多余的人口放回农村，农村的生产力就越上不来，农业现代化就更是无从谈起，而国家工业要发展，就越要从农业上加大税收，可分配体制又决定不可能发展出大市场，这就是一个循环。

    而要打破这种循环的最好方式，就得进行体制调整，特别是二五计划后，若要国家避免接下来二十年全面落后的情形，那么''''新经济政策''''就必须得上，否则这个怪圈就打破不了。

    就主席本人而言，他所要面临的问题是，要不要承认“公社化''''已经开始不合适宜了，很显然主席在看完资料后，他认识到了这一点，他知道再支持下去对国家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帮助，改变公社化体制"已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，但这件事别人不敢说，至少少其和总理都不敢。

    主席主动说要改掉公社化，少其主席和总理都是举双手赞成的，就见少其主席点头说道:“新的农村集体体制能够减轻人民的负担，解放一部分农村劳动力，而现在要做的就是这部分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要如何安排就业的问题。

    “这就涉及到我们工业的整体发展规划了。"主席说道，对此少其和总理依旧表示赞同，总理说道:“按照主席的规划，可以推测出，大概在1968年，我们会多出相当一部分劳动力，到了那时我们的国内调整范围就需要进一步扩大。

    “这个问题总理是怎么看的?"主席问道。